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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吉安鄉西寧寺與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

西寧寺的前身為『深堀神社』,目前西寧寺內供奉著不動明王,是日治時期由日本人帶進來的信仰。

依據東華大學潘繼道教授於『花蓮縣吉安鄉日治時期遺跡』中的介紹,當時日本人帶來兩尊不動明王,一尊放在初音 (『深堀神社』也就是今西寧寺),一尊則是放在長春祠附近寧安橋旁天王橋下的天王寺。

台灣光復後,因為天王橋下的那尊無人祭拜,因此住在初音的詹姓人家 (一位做電力公司工作的工人),把那尊不動明王搬來初音發電廠,供奉在附近過去日本人的舊宿舍中。

原本初音那尊不動明王比較大,後來被請到豐田碧蓮寺供奉 (昔日的豐田神社),而原來寧安橋下那尊不動明王,雖然暫時被供奉在日式的舊宿舍中,後來則被移駕供奉於西寧寺中。

因為兩尊神明先後陸續被調換了位置,光復後天王橋下的那尊因為一時找不到,於是當時服務於電力公司總務的王天送老師,就請包商打造一尊水泥的不動明王。

後來在偶然一次颱風天躲雨的機會,王老師在碧蓮寺中發現了不動明王的蹤影,後來在王老師的追查下,才發現原來初音西寧寺的不動明王,早先其實是來自於寧安橋旁天王橋下的天王寺。

至於西寧寺的起源,據相關資料記載,要追溯自甲午戰爭之後日清簽訂馬關條約,台灣割讓給日本,但是台灣同胞不願屈服,紛紛組織民軍抗拒異族統治,各地抗日情況幾乎是經常上演。

當時的臺灣總督府實施漸進主義的軍政統治,致使日方調派大量兵力,實施對抗日份子的掃蕩政策,演變成到處殺戮無辜的台人,民不聊生,社會動亂不安,反而使得多數馴良的人民,在家破人亡的恐懼之下,陸續投入抗日的行列。

第三任台灣總督乃木希典,官拜陸軍中將,是位典型的日本軍人,他認為守備隊如果寬容和招撫,反而引起漢人的輕視和反抗。

因此不惜發動大規模軍事攻擊,堅決掃蕩各地的抗日義軍。

他的掃蕩行動將漢人抗日份子逼逃深山,反而有將抗日運動擴及「蕃地」之危險,更值得憂慮的是一旦漢「蕃」聯合攜手抗日,將對日方帶來更嚴重的威脅。

乃木因此基於國防和治安的觀點,提出「蕃地之踏查及交通」方針,他認為道路的開鑿和興建鐵路等交通建設是軍政要務,由「踏查」的實際勘察地理民情,能夠做成正確有又價值的基本資料供訂定蕃政措施及開發經濟之用,尤其重要的是正可趁此為興建四通八達的交通網而展開大規模的測量調查行動。

日本軍方組成的探險隊兵分六路展開,其中第二探險隊隊長深堀安一郎大尉一行十五人,於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一日從台北出發,十五日抵達埔里社,經霧社,入中央山脈經花蓮港途中在二月八日失蹤,經埔里社守備隊多方調查,才獲悉深堀大尉等人在奇萊溪上游遭殺害。

當時埔里社守備隊雖查出殺害深堀大尉一行的兇手是霧社地區的原住民,但剛好在東部的「太魯閣蕃」領域內發生抗日事件,日本軍方為顧慮在中部東西「蕃地」同時發生泰雅族聯合抗日情形,決定對霧社地區原住民採取安撫措施,而把深堀大尉遇害的帳算在「太魯閣蕃」身上,大事討伐「太魯閣蕃」,對泰雅族反而採取封鎖政策。

因為深堀安一郎在奇萊溪上游遭到霧社原住民殺害,後來日本人為了感念其英勇殉職,特別於木瓜溪畔建深堀神社以為紀念,並從日本迎請來不動明王像於神社內恭人膜拜。

後來因颱風引發的山洪,使木瓜溪暴漲氾濫,神社被毀,後人便在殉職者之碑旁建一座小廟,重新奉祀不動明王像,這也就是西寧寺的由來。

但是有關西寧寺的由來,廟方又有另外一種說法。

當時台九丙線(舊花東公路)還是花東唯一要道時,初音路段道路蜿蜒狹窄,附近有不知名人士在路旁石頭上奉祀一尊佛祖神像,以保佑來往人車平安。

花蓮殷商陳桂枝及張文土經常往來此道,常會停車向佛祖敬拜祈求平安,因不忍見佛祖露暴風雨烈陽之下,乃各自出資並募款興建小廟供奉。

民國八十五年,由於信眾日多,在原廟旁擴建現在的西寧寺,並迎小廟中的佛祖成為鎮寺主神,主要祭拜活動都在新廟舉行,原來的小廟改做倉庫用。

小廟之所以會在兩扇門扉之下,另開一小門,主要是因為花蓮夏季多颱風,常常是強風豪雨的吹襲,怕兩扇木門擋不住,必須在門後面加上粗重木門栓,但因為小廟興建於民國四十八年,當時門鎖設計並不發達,為了讓人員放好木拴後可以出來,於是就在左門扉下另開一扇門。

等人員架好木拴後,由小門出來,再從外面將小門鎖上。如此的大小門,是針對花蓮多颱風的建築設計,也見證當時先民的生活智慧與花蓮特殊的氣候環境。

西寧寺旁在台九丙線的斜對面分別是 (1)、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與 (2)、殉職者之碑。「橫斷道路」即是日人所稱的「能高越」道路,實際上是為謀求「蕃地」長治久安,以改善交通來控制「蕃地」所開鑿的「理蕃」道路。

它也是「東西橫貫道路」的前身,只不過日人是以「能高越」道路 (現稱「能高越嶺古道」) 修築,而非現在的中橫公路。

能高越嶺古道最早是泰雅族人從南投霧社、廬山遷移至東部銅門的道路與獵徑;日據時期,日人為了開山理藩,動員不少人力與資源,將小路徑拓寬為一公尺半寬度的警備道路。

由於地形險峻,須炸山築路,不少人因而犧牲,事後日本官方於大正年間,在東段出口處立有「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與「殉職者之碑」留存至今,列為國家三級古蹟。

(1)、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為高約一六○公分,寬約七四公分的玄武岩碑石。

民國六年 (大正六年,西元 1917 年) 九月十五日,日人開鑿能高道東段,於大正七年六月卅日完工,計長約四十四公里,日人稱為「能高跨越道路」。

根據日本史料記載,能高跨越道路起點從花蓮港鐵路南下約十二公里處的初音站起,沿木瓜溪經過「瑪得蘭蕃社」,再攀越海拔二四二四公尺的峻峭天長山,經桐里、板邊、奇萊山莊、東能高到達縣界,再跨越稜線海拔二八一八公尺的奇萊主稜,到富士接合歡橫貫道往霧社,即是能高跨越道路,此路由初音到霧社全長九十公里。

其中起點「初音」站,以初音山而得名,設有初音發電廠,民國卅五年改名初英,民國卅七年元月一日改名「干城」。

(2)、殉職者之碑:高約一百公分寬約六十公分的片麻岩,原立於道路開鑿紀念碑對面,隔馬路相對,後因道路拓寬而移至紀念碑前方,由於橫斷道路為跨越中央山脈之險奇路線,山勢險峻,工程艱鉅,開鑿期間死傷嚴重。

深山險壑無法運送下山安葬的殉職人員只能以油布包裹或薄木板圍成棺形,就地下葬。

直到全線道路路基打通,才於大正七年一月,為殉職者設碑紀念,並留存至今。

殉職者之碑原立於道路開鑿紀念碑對面,隔馬路相對,後因道路拓寬而移至紀念碑前方,由於橫斷道路為跨越中央山脈之險奇路線,山勢險峻,工程艱鉅,開鑿期間死傷嚴重。

深山險壑無法運送下山安葬的殉職人員只能以油布包裹或薄木板圍成棺形,就地下葬。

直到全線道路路基打通,才於大正七年一月,為殉職者設碑紀念,並留存至今。

而當地人鄭石松,自幼在附近長大,感念佛祖保佑人車平安,及敬仰開路先驅的犧牲殉職,每日必對佛祖及石碑敬茶、燃香,初一、十五尚以鮮花素果供奉。

鄭石松為人篤厚謙卑,多年前事業有成,經濟無慮時,即購地擴建西寧寺,傳承香火。

擴建時有意將原舊廟旁的殉職者之碑移往開鑿紀念碑旁一同奉祀,經擲筊請示佛祖獲允後,又擲筊請示殉職者之碑也獲同意,不過冥冥中,殉職者之石碑卻不願與開鑿紀念碑並列,到改以一前一後位置同祀,才獲應杯。

遷定現址後,鄭石松又獨資搭建有簷鋼骨棚架、石砌神案等,將兩座石碑妥為保護供奉,傳為美談。
由最早路邊守護神到大廟庇佑往來人車,西寧寺也有不少神蹟,最特別的是兩尊重要神靈,見證了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這段時間花蓮的變遷和木瓜溪的滄桑。

此外,舊西寧寺旁有株大刺桐樹,為鄭石松母親手植,距今應有五十餘年,密葉成蔭,也成為舊台九線最美麗的路標。

那麼原來供奉不動明王的小廟 (舊神社),何時變成也供奉佛祖呢?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戰敗,日本僑民依法須遣送回國,而部份日人唯恐遭台人報復,急於返國,許多神社也人去樓空。

想必當時受託接管的台灣人,由日本僑民手中接管深堀神社後,將原主祀神不動明王,移駕到豐田碧蓮寺供奉 (昔日的豐田神社),而將小廟 (舊神社) 正堂改為奉祀釋迦牟尼佛。

於是有不忍見佛祖露暴風雨烈陽之下,請佛祖安厝於舊西寧寺中的說法。

支持這個說法的依據,是根據豐田碧蓮寺的記載,其不動明王原供奉於初音 (今吉安鄉干城村) 西寧寺附近,1946 年時,由葉欽富等 13 人將其請回豐田奉祀,從此成為碧蓮寺的特色之一,時間上剛好吻合。

也足以解釋小廟 (舊神社) 何以原來奉祀不動明王,後來卻無緣無故改為奉祀釋迦牟尼佛,因為這在當時是不能說的秘密。

民國四十七年花蓮颱風,導致小廟 (舊神社) 傾毀,民國四十八年 (西元1959年) ,於是在原來小廟 (舊神社) 舊址改建為現在的舊西寧寺,仍是奉祀釋迦牟尼佛。

後來到了民國八十五年,鄭石松在原廟 (現在的舊西寧寺) 旁又新建現在的新西寧寺,除了遷移舊西寧寺中的佛祖成為鎮寺主神之外,並且又請出曾暫時被供奉在日式舊宿舍中的不動明王 (原來供奉在長春祠附近寧安橋旁天王橋下的天王寺),才會有現在西寧寺安厝後,同時供奉釋迦牟尼與不動明王,這兩尊在西寧寺廟中重要神靈的奇特歷史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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